1948年，諾伯特·維納出版了《控制論》，這是信息科學的奠基性文獻之一。在《控制論》的序言中，維納說道：“第一次工業革命人手由于和機器競爭而貶值……那么現在的工業革命便在于人腦的貶值，至少人腦所起的較簡單的較具有常規性質的判斷作用將要貶值。”

　　這并不是一個樂觀主義的預言，事實上，維納注意到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初期，省力機器的普及造成了大量工人失業，未失業的工人在血汗工廠里的處境也每況愈下。走投無路的勞動者發起了各種暴動，例如搗毀機器的盧德運動，形成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副作用”直到幾代人后才逐漸好轉。而維納認為，由控制論引領的又一次工業革命，也將難以避免類似的結果，而受到沖擊的不再只是底層勞工，也將波及大多數知識階層和專業人士。維納說道：“假如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完成，具有中等學術能力水平或更差一些的人將會沒有任何值得別人花錢來買的可以出賣的東西了。”

　　維納的預言似乎沒有成真，自《控制論》出版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看到自動化和信息技術似乎沒有造成失業潮，至少專業人士的工作并未受到威脅，特別是文職人員和程序員等白領職業，都可以說是信息技術的受益者。

　　但也許維納的預言并不是落空了，而只是過于超前了？“人腦的貶值”并沒有在幾十年前發生，而是直到這兩年才初露端倪。

　　從2022年熱門的AIGC到最近火爆的ChatGPT，人工智能技術的最新進展讓人驚嘆的同時，也讓“機器取代人腦”、“人工智能會不會造成失業潮”等老問題重新凸顯。

　　我們看到，ChatGPT已經能夠參與撰寫學術論文，可以輔助總統撰寫演講稿，可以說笑話講相聲，甚至據說還通過了谷歌L3入職測試，有資格成為一名軟件工程師。

　　程序員創造的AI真的要反過來搶走程序員的飯碗了嗎？有趣的是，ChatGPT自己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它說它不會取代軟件工程師：“ChatGPT是一個可以協助完成某些任務的工具，但它不能完全取代人類軟件工程師的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此外，ChatGPT需要人類的監督和指導才能有效運作。”

　　且不說看過AIGC和ChatGPT的超常發揮后，仍然咬定AI沒有“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否有些自欺欺人了。就算這是真的——AI的確需要人類的監督和指導——這樣的話人類就不必擔心失業了嗎？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造成紡織工人大量失業的機器，當然也并不是完全自動運轉的，它們也需要“人類的監督”。1779年克隆普頓結合了珍妮機和水力紡織機發明了騾機，直至20世紀初騾機都是紡織工廠的主力機器。一臺典型的騾機長度接近50米，運轉起來前后位移約1.5米，可以在水力或蒸汽的驅動下同時帶動1320個紗錠。這樣的一臺機器只需要一個成年人監督，由兩個未成年男孩操作，再加上一個4到8歲的小孩負責清掃棉絮，就可以運轉起來了。

　　從最早的家庭作坊一個人操作一個紗錠，到珍妮機輔助下一個人同時操作十幾個紗錠，到騾機的一個人管理幾百個紗錠。紡織機器從來也沒有脫離“人類的監督和指導”，但它們造成的失業和內卷是無可否認的。

　　就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而言，AI確實還沒有全盤取代人類，而只是扮演輔助的角色。但1個由AI輔助的工程師，現在的工作效率可能已經超過原先的2個工程師的合作，那么AI就已經實實在在地取代了1個工程師。隨著AI技術的發展，以后1個運用AI的工程師可能完成10個人乃至100個人的工作，那么就將有9個或99個人的工作被AI取代了。

　　AI能不能在智慧上乃至在自由意志方面取代人，這是一個尚無定論的哲學問題。但AI能不能在各種具體工作崗位上取代人，這已經是一個需要所有企業家和求職者面對的現實問題了。

　　當然，計算機取代人的工作崗位也并不是新鮮事。事實上，Computer一詞原本指的就是一類工作者，這一職業在1950年前后達到鼎盛。計算者們通常運用機械計算機，有時也使用紙筆，集體完成各種復雜計算的課題。課題會被拆解為多個環節和步驟，流水線式地分派給數十乃至上百名計算者處理和驗算。隨著電子計算機的發展，這類“計算車間”變成了“機房”，幾百位計算者的工作可以被一個操作計算機的人取代。

　　那么為什么當時計算機的普及并沒有造成大規模失業呢？因為計算機不僅取代了一些舊的工作，也創造了無數新的工作形式，例如“程序員”。另外，計算者們本來也不算太多，他們的數學能力在其他領域也有用武之地。

　　現在AI技術的發展趨勢，似乎更像第一次工業革命初期那樣咄咄逼人，對舊工作的取代高于對新工作的創建。

　　那么人類最終是如何度過第一次工業革命造成的失業危機，最終讓“工業革命”成為一個豐功偉業的呢？以史為鑒，我們發現人類不能只把希望寄托于機器，更需要進行社會的變革，從而適應技術環境的劇變。伴隨第一次工業革命，在一波接一波的工人運動和無數有識之士的努力之下，社會的觀念和法律不斷變化。例如，義務教育制度逐漸普及，使得底層民眾有更多的機會進入知識階層或成為技術人才；又例如八小時工作制、禁止童工等各種法令的實施，改善了工人的處境；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促進了產業鏈的豐富，使得工作崗位更加靈活多元……諸如此類的“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一樣重要。

　　維納本人對于他所預言的第二次失業潮也給出了方案：“答案自然是要求建立一個以人的價值為基礎而不是以買賣為基礎的社會。要達到這個社會，我們還需要大量的籌謀和奮斗。”維納認為，把智能機器視作替代人干活的奴隸——這種看法是危險的。這種態度表面上只是把機器看作奴隸，但實質上會導致與機器發生競爭關系的人類也將處于奴隸的命運。被奴隸搶走飯碗的人豈不成了奴隸的奴隸？維納認為：“機器將要求我們像理解人類一樣理解他們，否則我們將變成他們的奴隸。”

　　維納的觀點看似怪異，但值得仔細琢磨。機器的威脅實質上根源于早已深入人心的“工具主義”態度。在討論是否該把機器看作人之前，人們早已把人看作機器了，也就是說，把人看作“工具”——一家公司完全以“效率”和“性價比”來衡量聘用的人類職員，一個求職者也單純只是把職位當作一種用勞動力換錢的“買賣關系”，工作只是為了賺錢，而不是為了實現人的價值。這種工具主義邏輯并不是AI造成的，而是早已在現代人的觀念和社會制度中根深蒂固了。在這種邏輯下，一旦機器的“性價比”優于人類了，那么人類自然就會迅速喪失立足之地。

　　許多哲學家早就對現代社會的工具主義邏輯做出過深刻的批判，例如馬克思所謂“勞動異化”；馬爾庫塞所謂“單向度的人”；阿倫特對勞動、工作和行動的區分……這些哲學家們試圖推進社會和觀念層面的革命，但往往曲高和寡，缺乏響應。他們的問題或許也是出在過于超前了，社會和觀念的革命如果沒有與新技術革命相呼應，往往也成不了風浪。

　　也許現在終于到時候了——無論是維納的超前預言，還是馬克思他們的超前批判，終于匯聚到了同一個時代契機。如果人類能夠兼顧技術革命和社會改革，那么我相信AI技術非但不會貶抑人的價值，反而將是人從“社畜”、“工資奴隸”的異化處境中得以解放的契機。